新中国成立以来，贫困一直是冠在农村地区的“铁帽子”，老旧、沉重而又难以去除。中国共产党带领着广大农村人民向贫困宣战，通过多年的努力，最终走出了一条属于中国自己的特色扶贫开发道路，截至2020年，中国已经成功完成脱贫攻坚战的最终目标：贫困地区与人口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2020年的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寄生虫》讲述了一个底层家族依附富人家庭，最终梦想幻灭的故事，赤裸裸地揭示了穷人与富人之间的差距。这不禁令我想起了刘慈欣在小说《赡养人类》里的一句话：“富人和穷人已经不是同一个物种了，就像穷人和狗不是同一个物种一样，穷人不再是人了。”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穷人？带着这样的疑问，我拜读了荣获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阿比吉特·班纳吉与埃斯特·迪弗洛的经典作品《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该书的两位作者为了探索造成穷人贫穷的真正原因，花费了15年的时间深入了解五大洲多个国家的穷人的生活，从营养、健康、教育、生育、风险管理、贷款、存款、创业、政治参与等九个方面论述了关于贫困人口生存、选择和突破口，以及如何实现贫困人口救助和制度建设等。

  在我们的传统认知里，穷人是没有经济头脑的，但结果表明恰恰相反，他们有自己的避险工具——生孩子、花钱以及借钱。

  穷人总是很喜欢生很多孩子，他们这样做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为了规避风险，这些穷人所在的地区往往是没有养老金、退休金、医疗保险等有效社会保障体系的，他们只能依托他们自己的孩子，然而孩子身上的不可控性因素太多了，有的可能一出生就因为营养不良或者其他什么因素夭折，有的可能会幸存下来，但是随着他们长大，他们会拥有自己独立的家庭，他们可能连自己的家庭都供养不起，就别提养老了，如此便陷入了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恶性循环。

  与此同时，穷人不仅遭受物质上的贫穷，而且对当下的满足造成了他们“精神上的贫瘠”，也就是说，大部分穷人具有短视思维，他们的每天的生活单调无聊，自然是不愿意做远期规划的。相较于投资那些远在未来的未知收益，他们更渴望去满足那些摆在他们面前的欲望，也就是把现有的钱花在立刻就能看见成效的事情上，比如给家里买台电视，改善下生活品质等等。长此以往，他们本该用于投资未来的收益都在当下花光了，也就彻底陷入了贫困的深渊。

  当穷人没有钱花、孩子也无法提供帮助时，他们的最后一条路也就是借钱了。穷人借的钱往往是一笔小数目的金额，他们更倾向于或者说只能向小额借贷机构进行借贷，小额贷款机构的利息和正规的银行贷款相比是要高上很多倍的，既然小额贷款的利息这么高，为什么穷人还要去找小额借贷机构进行借贷呢？这是因为银行为了规避穷人还不起钱，也没有资产抵押物的风险，所以不愿意借钱给穷人。小额借贷机构也存在这个风险，他们为了减少贷款给自身带来的风险，所以就提高了利率，即使有一部分穷人可能会还不上钱，但是因为足够高的利息，也不会给自身带来什么亏损。但又有问题出现了，利息一提高，更多的穷人就会还不起贷款，违约率也会相应提高，小额贷款机构为了规避自身的风险，只能选择继续提高利息以弥补亏损，如此循环往复，小额贷款机构的未来也是一片黑暗。

  尽管《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一书的两位作者并未到中国进行深入研究，但是通过类比不难发现，中国的穷人群体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每个人的生活环境和个人经历会对自身的人格动机以及思维方式产生一定程度上的影响，进而影响个人决策。当贫穷揭开面纱，以真面目示人的时候，对于穷人而言，真相无疑是残酷的。

  为了改善小微企业、偏远地区居民、农民、城镇低收入群体、贫困人群、残疾人、老年人等弱势群体的金融服务，在2005年国际小额信贷年期间，开发计划署推动建立普遍金融体系，在华与中国人民银行合作开展中国普惠金融体系政策研究，并启动了一系列关于普惠金融的创新试点项目，我们将推动普惠金融服务和安全体系的完成，使之与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称。

  相比于传统金融机构“无抵质押物不放贷”的僵硬金融服务模式，以“信用贷款”为主要抓手的普惠金融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灵活地满足穷人群体的金融需求。特别是通过普惠金融与产业兴旺的融合发展，穷人群体能够进一步在得到社会保障的基础上“脱真贫、真脱贫、稳得住、能致富”。长期来看，普惠金融不仅能够为穷人群体带来必要的社会保障，更能够在推进精准脱贫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上面发挥出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