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老师围绕企业 ESG 漂绿现象展开深入探讨，重点分析了客户集中度对该行为的影响。企业 ESG 漂绿表现为在业绩或环境领域 “说得多、做得少”，通过隐瞒实情、开空头支票等方式塑造良好外部形象，其产生主要源于两方面需求：一是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不愿在长期难见回报的 ESG 领域过多投入；二是为响应政府监管、欧盟碳税法案要求等外部压力，以及满足客户等利益相关者对 ESG 推进的期待。相关文献研究显示，企业漂绿行为可通过利益相关者理论、合法性理论等解释，其后果具有两面性，未被发现时能为企业带来融资便利、品牌提升等益处，一旦暴露则会损害企业形象与合作关系，还会对社会福利造成负面影响，而漂绿的影响因素涵盖外部监督、制度环境、企业内部高管特征等多个维度，客户集中度作为重要变量，既有稳定供应链、提升合作效率等优势，也可能导致企业资金被占用、经营依赖性增强等问题。

接着，李老师介绍了针对 “客户集中度对企业 ESG 漂绿影响” 的专项研究设计与核心结果。其研究以 2009-2022 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通过彭博 ESG 指标衡量企业披露情况、华证 ESG 指标反映实际表现，经标准化处理后构建漂绿指标，同时以前五大客户销售额占比代表客户集中度，结合相关控制变量及行业、年份固定效应开展分析。结果显示，客户集中度每提升一个标准差，企业漂绿行为会增加约 6.43%，该结论在通过下游行业并购作为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用 Heckman 两步法处理样本选择性偏差后依然稳健，且更换指标衡量方式、调整样本区间、采用分位数回归等多种检验方式均验证了结果的可靠性。进一步深入分析表明客户集中度影响企业漂绿的核心机制是资金占用：客户集中度越高，企业应收账款率越高、周转率越低，大量资金被占用导致其难以在 ESG 领域进行实际投入，却需维持原有披露水平以满足客户等相关方要求，进而引发漂绿行为。同时，企业漂绿动机还受多种因素调节：客户 ESG 评分越高，企业漂绿意愿越强；外部监督力度大、财务透明度高、制度环境优良或国有企业背景，会抑制漂绿行为，而非国有企业、制度环境较差时漂绿现象更严重。从经济后果来看，客户集中度高的企业实施漂绿短期内可提升市场价值。其研究不仅完善了 ESG 漂绿相关文献，还从客户集中度视角拓宽了供应链对企业 ESG 行为影响的研究边界，为理解企业漂绿行为的形成逻辑提供了新的视角。

最后，李老师就机制方法、变量选取、模型优化等内容与座的老师们展开交流互动，他指出，未来研究需进一步扩大样本规模、完善工具变量设计，重点探索客户集中度与企业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平衡之道；此外企业应正视高客户集中度带来的 ESG 治理压力，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提升财务透明度避免漂绿行为；而监管部门则需强化 ESG 信息披露的强制性要求，尤其关注高客户集中度企业的 ESG 投入真实性，推动企业从 “象征性漂绿” 转向 “实质性 ESG 行动”。与座老师们均表示获得了重要的启发。